导读：文字狱是指封建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作为因文字缘故而造成的罪案，文字狱虽然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均有表现，但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愈演愈烈。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字狱”的解释，文字狱直接被界定在了清朝时期：清朝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这说明随着封建专制体制的逐步加强，清朝时期将文字狱发展的更为完善和彻底，也更能代表文字狱本身对于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性和危险性。

作为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满族统治阶层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便将文字狱发展成为加强思想控制的强有力手段，将文字狱发展到了极致状态。

《汉语大词典》相较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文字狱”的解释更为宏观和全面：

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这里并没有专指清朝时期，而是将文字狱的发生时期界定在了“古时”。据考究，文字狱最早发生在西汉汉宣帝时期，所以这个“古时”指的就是自西汉到清朝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时期。

“文字狱第一人”杨恽

《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记载：

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不谏正恽，与相应，有怨望语，免为庶人。召拜成为郎，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文字狱”的文献记载，也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开端。这个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杨恽也就成为了因为“文字之罪”而丢掉性命的人。

自杨恽以后，历朝历代均有“文字狱”发生，但在全国范围内、被封建统治阶层用来加强思想控制，从文化、思想方面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在清朝表现的尤为明显。有清一朝发生的“文字狱”案件之多、牵累知识分子人数之多、对社会的影响之大、对封建专制体制的维护作用之大，“凡历朝代所不及”。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统治阶层自入关之初就有着自身民族文化的自卑性和缺陷性，而且在中原地区汉民族“华夷之辩”思想的严重影响下，汉族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雍正皇帝对于清朝发生文字狱之多，给予过自己的看法和说明：

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为了不断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对汉族的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朝文字狱

本文就从清代文字狱中的具体表现出发，探究清朝文字狱产生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狱中的具体表现

和历朝历代文字狱的发生来看，清朝时期的文字狱呈现于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显著特点。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形式来扩大文字狱的影响范围、覆盖阶层、实际效果。总的来看，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查缴禁书

清朝入关以后的顺治四年，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以来，顺治朝的文字狱虽然发生次数并不多，但其严苛程度并不次于以后的康雍乾三朝。顺治朝发动文字狱的主要是因为清朝统治阶层的先世曾被明朝统治，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占领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顺治皇帝甚至专门就书籍刊印，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顺治皇帝设置专门的言论检查官，开始了清朝言论出版审查的专制管理，由此拉开了对于“禁书”的管理。

《四库全书》

在文字狱发生最为严重的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他在三十七年正月至三十九年年终，借编纂修《四库全书》征集全国图书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书活动。乾隆二十二年，他开始大规模地搜查焚毁禁书，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或者篡改得面目全非。

《东华录》记载了乾隆皇帝在这一时期，对禁书查封的详细数据：

十年间，共毁书 24 次，共 538 种，计 13862 部之多。

乾隆皇帝甚至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禁书”查封行为，有过正面回应。《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了乾隆皇帝自己给出的“禁书”查封解释：

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也正是在乾隆皇帝查封禁书的过程中，文字狱发生的次数激增，而且在此期间所有的文字狱全部由查缴禁书而起。

2、对臣民“言辞犯讳”的倍加重视

就封建皇权时期的封建专制体制来看，对于臣民言论、文字使用方面设立绝对禁区乃系其较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文字狱作为封建统治阶层用来维护皇权统治、加强封建专制的重要手段，将臣民的“言辞犯讳”、“文字犯讳”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严格控制。

乾隆皇帝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乾隆皇帝四十二年“王锡侯案”的记载，就是清朝文字狱在于严格控制“臣民犯讳”方面的典型表现：

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悖逆无异，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以大逆律问斩。

《康熙字典》作为以清圣祖康熙皇帝年号为名刊印的书籍，被王锡侯改名刊印，被乾隆皇帝地方官员认为是对清圣祖名讳的大不敬，甚至将其划入了“悖逆”大罪的界定范围。乾隆皇帝在认真查看该书以后，给出了更为苛刻的“读后感”：

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

王锡侯的罪行在于对清朝帝王名讳的“字样开列”，在于对帝王名讳的“毫不顾忌”，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绝不能容”的大罪。最后，王锡侯得到了一个腰斩处决的悲惨下场。

在封建皇权社会，对于封建帝王名讳的“特别注意”乃系关乎性命安全的大事，这个传统意识直到今天仍表现在“尊父母讳”的具体事例中。在清朝统治阶层看来，对于清朝帝王名讳的“尊重”乃系忠于清朝统治的具体表现，反之，则是抗清反清思想的表现。所以，清朝时期的“臣民犯讳”也是该时期文字狱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3、注重恐怖气氛的制造

康熙、雍正两朝主要打击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则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是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乾隆只是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其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

在当时吟诗作文，很容易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牵连进文字狱。譬如“明”、“清”两个常用的字，往往曲解成反清复明，惹来杀身之祸。只要涉及“扬明”、“贬清”甚至原本没有此意而被帝王“望文生义”的认为后，都会被认为意在影射，诅咒清朝,企图恢复明朝，构成大逆罪。所以，清朝的文字狱发展到乾隆朝时期以后，对于文字牵强附会的理解甚至刻意曲解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具体表现。

中国著名当代文史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其所著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对于乾隆皇帝“刻意曲解文意”的做法予以了评价：

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的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

实际上，乾隆皇帝因为“曲解文意”而发动文字狱的做法又何止是“做过了头”。他利用这种手段让汉族士人打消抗清情绪，造成恐怖气愤，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做法无疑是对文化、思想的残酷控制。

在文字狱的血腥镇压下，清朝学者小心谨慎，足不出户，耳不旁闻，只能每天“暗砌恐吟，晓窗鸡唱。每当日轮文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凝神，搦秃毫而忘倦，全神贯注，穿穴故纸堆中”。如此恐怖的统治环境之下，中国的文化、思想又何以发展，更别提“百家齐鸣”了。

4、谄媚献诗却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文人主动献诗用以邀功、献媚造成的。一些不得志的士人或下层官吏，所献文字大多炫耀才华，表现忠诚，不过想通过这样来邀功获赏，结果却因为想邀功而触犯忌讳等自投罗网，成为文字狱下的可怜虫。

乾隆四十一年，居住在京城的山西高平人严增，听到不少关于皇帝与皇后的议论，对此操心不已，因而上书。他在奏折中指责贪官污吏、请求皇帝册立皇后，这激怒了乾隆。乾隆他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办案人员对严增严刑逼供，同时，还拘讯严增在京所结识的朋友和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罪处罚，严增凌迟处死。

严增的例子只是该类文字狱发生的缩影，在将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极致状态的清朝，皇帝拥有一切生杀大权，更拥有改变任何人未来命运的绝对权力。向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献媚、向清朝的皇权统治表现自己的忠诚，虽然有可能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但此类用作献媚的文字都必不可少的会涉及政局、皇权乃至明清之辨，稍有不留意便很可能被统治阶层会错意，从而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下场。

清朝文字狱发生的主要原因探究

1、查缴禁书背后的思想控制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自身民族无存在文化还是民族传统、思想高度方面较之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先进科学的传统文化都远远不及。而且，将明朝推翻取而代之的清王朝的开国先祖也曾经是明朝官员，受到过明朝帝王的册封和恩赏，这对于已经高高在上，稳固建立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阶层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羞辱和必须消除的负面形象。

《明史》编纂所在地

清朝统治阶层自顺治朝便开始疯狂查禁、销毁明朝历史文献中关于清朝开国先祖的记载和“狄夷”称呼。顺治二年设立的明史馆，对于《明史》的编纂就是此目的的典型做法。

乾隆皇帝通过大肆收罗民间历史文献，编纂《四库全书》，在全国范围内将几乎所有的钱超历史文献焚毁，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史实的记载，颠覆了后世对于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朝时期的认知。因为查缴禁书而发生的文字狱更是清朝统治阶层用以思想控制、维护自身皇权正统的重要手段。

改变自己“狄夷”身份，从思想层面迫使汉民族文人的认可，是清初时期文字狱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了这一目的，清朝统治阶层不遗余力，大肆屠杀“犯禁”文人。

《简明清史》记载了康熙四年发生的“庄氏《明史》案”后，清廷对于涉案文人的严厉制裁：

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到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在与编纂之役，甚矣，声名之累也。

加强思想的控制是清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身皇权正统形象的手段，也是文字狱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注重加强对臣民在思想方面的控制，是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创立的，是以少数的民族战胜多数民族统治了整个中国。因此，满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是清朝文字狱的产生繁多因素之一。

2、打击“臣民犯讳”背后的封建专制体制建设

自皇太极建立大清王朝以后，从“贝勒议政参政”制度发展而来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就成为严重影响清朝皇权的唯一所在。

为了减少“三大贝勒”对皇太极皇权的分割和威胁，皇太极将满洲贵族、八旗大臣乃入参议国政的范围，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由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大都是由满州人组成的，因此实权始终都操纵在满州贵族手里。一些满州贵族往往借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压制皇权，因此清初屡屡出现大臣专横擅权的局面。多尔衮、鳌拜等就是此类专横大臣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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