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名字，其实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东汉、三国、西晋，这近300年的时间里，人名用单字（也就是一个字）的特别多。像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夏侯惇、司马懿，关羽、张辽、周瑜这帮耳熟能详的人，姓有一个字的，也有两个字的；可是名，全是一个字。当然，偶尔也有两个字的名，比如黄承彦、戏志才，但毕竟是少数。

为什么当时的人，取名喜欢用单字呢？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这里先说明一下，古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名和字是不同的。不过咱们现在口语，都叫名字名字的，这个其实只相当于古人的名。为了方便起见，我都用“名字”来指代古人的名。

王莽：皇帝都改单字名了，用二字名是“非法”

接着来说单字名的事儿，先说简单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平帝下了一个改名诏书，这个诏书是这么写的：“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汉平帝本来叫刘箕子，这个名字用了两个字，“箕”是“簸箕”的“箕”。所以叫“皇帝二名，通于器物”。汉平帝将自己的名字改叫刘衎。“衎”是快乐的意思。诏书说，改成这个字，就符合古代的制度了。

当时朝政大权，实际在王莽手里。所以汉平帝下诏改名，其实这是王莽的意思。据《汉书·王莽传》还有《匈奴传》记载，就在汉平帝改名前后，王莽还颁布过一个法令：“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就是汉朝人取名字，不能用两个字，只能用单字。后来不仅汉朝人改了，连匈奴人，也把名字改成单字了。

王莽：用二字名是“非法”

当时名字用俩字，不仅犯法，而且会受到嘲笑，史书记载叫“中国讥二名”，就是讥笑二字名。王莽有个孙子叫王会宗，也在这波改名浪潮中，改叫王宗了。后来王莽篡位称帝，建立新朝，这个王宗整天想着当皇帝，结果阴谋败露自杀了。作为惩罚，王莽就把王宗的单字名“宗”，又恢复成二字名“会宗”。可见在用二字名，不仅法令不允许，而且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后来300年，大家都喜欢用单字名，是因为王莽啊。可是前面也说了，单字名这个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的说完了，那复杂的呢？

专家：大家多读书，用二字名是“非礼”

这还得先说王莽。众所周知，王莽建立的新朝，最后被推翻了。后来刘秀建立东汉，王莽被定性为奸臣篡位，王莽的法令制度全部废除了，改名令肯定也被废了。王莽还改过官名、地名，这些名字对后世几乎毫无影响。而且从西汉末王莽执政，到最后新朝被推翻，一共也就20多年，只能影响到两代人。

所以按理说，王莽一道改名令，不可能影响到后来300年里人们取名字的规则。因此，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这得从儒家经典《春秋》说起。这部书你可能没看过，但一定听说过，它是我国著名的编年体史书，现在的版本据说是孔子修订的。

孔子：我对不起大家，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闲操萝卜淡操心的专家……

《春秋》里面记载了一件事，原文是这么说的：“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意思是，鲁定公六年，鲁国大夫季孙斯、仲孙忌率军包围了郓城。这听起来，好像跟几百年后人们名字用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没什么关系。

但问题是，仲孙忌的全名，叫仲孙何忌，《春秋》记载这事儿的时候，少写了一个“何”字。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能抄书的少抄了一个字，也可能是为了省竹简，写的时候把名字简写了嘛。

结果，这个疑似笔误，被一帮搞研究的人盯上了。他们觉得，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春秋》是唯一一部孔子亲自写成的，这里面每个字每句话，都蕴含着孔圣人的“微言大义”。而这些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微言大义找出来。

当时有三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分别是《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对这个“仲孙何忌”写成“仲孙忌”的事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仲孙何忌也，易为谓之仲孙忌？化二名。二名，非礼也。”《春秋》里，还有把“魏曼多”的名字写成“魏多”的，《公羊传》也大发感慨：“此晋魏曼多也，易为谓之晋魏多？化二名，二名，非礼也。”

总而言之，在《公羊传》的作者眼里，《春秋》把二字名写成单字名，是觉得二字名“非礼”，不符合礼法。可是名字取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这跟礼法有什么关系呢？

在《公羊传》里，名字也成为了圣人的“微言大义”

这就跟古人名字的避讳有关系了。同样是儒家六经之一的《礼记》，在它的《曲礼上》篇中说过一句话，叫“二名不偏讳”。这个“偏”是“偏向”的“偏”。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按照字面，说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有俩字，那么这俩字的避讳不能“偏讳”，就是不能只避讳一个字，而是两个字都要避讳。

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偏”字是“徧”的通假字。“二名不偏讳”，实际是“二名不徧讳”，也就是如果名字有俩字，避讳一个就行了，不用两个都避讳。

先不管这两种解释哪种更接近原著的意思。但是，《公羊传》的作者是支持第一种解释的，也就是说名字如果有俩字，那俩字都要避讳。东汉时期，著名的公羊学者，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学者何休，他就说：二字名“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就是说，名字用一个字，容易避讳；要是用两个字呢，俩字都要避讳，就很麻烦。

名字一旦跟礼法搅在一起，这就麻烦了。特别是秦汉以来，皇帝一家独大，皇权越来越强，为了突显皇帝的至尊地位，相关的礼仪也就越来越严格。汉代皇帝的名字，臣民都要避讳。如果你去翻带有古人注释的《汉书》和《后汉书》，都能看到注释里会告诉你，皇帝叫什么名，具体避讳的时候用哪个字。

比如汉朝开国皇帝，姓刘名邦，“邦”字要避讳。遇到要说“邦”的时候，你不能用“邦”，而要用另一个字“国”。汉初的宰相职位称为相国，其实在以前这个叫“相邦”，就是因为汉代避讳，所以改叫“相国”了。

汉武帝：怎么又是朕的锅？

汉代的时候，儒家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本来就是一个学术派别，他对名字和避讳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想加强皇权，因为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传》的理论，能够为他的皇权专制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汉武帝就特别推崇今文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是，汉武帝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今文经学的博士，这些博士有议政的权力。于是今文经学，就成了西汉官方的意识形态，当时今文经学的影响力极大，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在研究今文经学；而研究今文经学，又可以进一步走仕途，甚至西汉中后期的好几任宰相，都是今文经学的专家。

汉武帝：朕仿佛听到有人在黑朕

推动西汉皇帝独尊今文经学的关键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他就是研究《公羊传》的。《公羊传》的一家之言，逐渐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很有可能，“二名不偏讳”“二名非礼”的观点，就是这个时候，逐渐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知识分子的承认。

我举三个例子。西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后，按照制度，臣民要对他的名字避讳。朝廷规定，只对“弗”这一个字避讳。看起来呢，这个其实符合“二名不徧讳”的原则，就是俩字避讳一个就行了。但是汉魏时期的张晏认为，其实是刘弗陵改名叫刘弗了，这样只用单字名，不用二字名，大家避讳起来很方便。要是按张晏的说法，那汉昭帝遵循的就是“二名不偏讳”“二名非礼”的原则了。

董仲舒：我没有，我不是，你……你没瞎说！

汉昭帝的例子有争议，那么再来看看另外两名皇帝。汉宣帝刘病已继位，改名叫刘询，也是二字名改单字名。再后来，就是一开始说的，汉平帝刘箕子，改名刘衎，同样是二字名改单字名。

汉平帝改名的时候还特别说了，以前的“箕子”是二字名，用的字还是大家平时都用的器物，这样人们避讳就很不方便，所以改成单字名“衎”了，而且这个字很偏，大家一般用不到。因此诏书说，这是“合于古制”。按照今文学家的解释，这个古制，就是《礼记》里的“二名不偏讳”和《公羊传》里的“二名非礼”嘛。

民间：爱谁谁，用单字名，潮！

所以在王莽执政之前，无论是朝廷官方，还是控制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比较认同“二名非礼”的观点。也许当时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用单字名了。只不过，朝廷没有明文规定，学术圈也不是完全有定论，所以你用双字名，其实也没人管你。

后来王莽推行改名令，明文规定用单字名，只不过对这个趋势推了一把。因此，不是因为王莽的改名令，人们才开始用单字名；而是因为有了改名令，本身已经热起来的单字名，它的使用比以前更加普及，更加流行了。

所以，虽然王莽的统治时间不长，诸多法令后来也被废除了，但是单字名的习俗不但没有废止，反而随着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讲礼法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虽然在东汉，今文经学逐渐衰落了，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了，但是也没能把人们这种观念再度改变过来。因此，东汉、三国、西晋，都流行单字名；因为没有明文禁止，所以起双字名的人也有，只不过数量少。

王羲之：为什么我能成为书法家？因为别人改名字的时候我在养鹅

到了东晋南北朝，一方面道教和玄学兴起，又有了新的习俗。掌握文化的门阀贵族，如果有天师道信仰，往往会在单字名后面加个“之”字，“之”在名中，是代表其宗教信仰，这与佛教徒以“释”“法”“昙”用在名字中相类似。也就是说，“之”用在名字中，只是代表宗教信仰，代表这个人是天师道信徒。其实就跟教名差不多。比如你熟悉的，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都是这样。另一方面，在南北朝时期，寒门兴起，这些人文化水平一般，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仅是南朝皇帝里，就有不少是二字名的。到这个时候，贵族和寒门子弟的名字都开始用俩字了，那过去“二名非礼”的规矩，自然也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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