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两组数据：

•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4月26日），国家版权局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公布2018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销售盗版少儿图书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销售侵权盗版图书案，查获盗版少儿图书360万余册，涉案码洋高达9100万元。
•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也不免盗版之害，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网络文学盗版损失近60亿元，超过现有市场规模的一半。

出版业有一句传言——“书卖得好不好，就看盗版多不多。”曾经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盗版就像假冒伪劣产品，门槛低、有市场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体，但盗版书却是精神的毒瘤。而这“毒瘤”实在是由来已久，自古以来的“出版人”，都对“盗版”深恶痛绝，但却似乎无计可施——因为不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打盗版永远都像打地鼠一样——盗版书和盗版现象屡禁不止。

图书出版行业实在是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得不按照印刷术的发展轨迹来看“盗版”。

印刷作业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盗版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现、传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传，而欢迎如今看起来像是盗版的行为——传抄。《西晋·文苑·左思传》记载，西晋诗人左思作《三都赋》，并请当时的著名文学家皇甫谧为其作序，“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如果可以称“传抄”为“盗版”，那么此时的盗版，还是传播文明的方式。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唐朝，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图书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规范的文字、雕刻技术和物质材料等条件早已发展成熟。于是，雕版印刷术便应运而生，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盗版之害”也开始逐渐体现。

在以“重本抑末”为政策的小农经济下，古代的历书是农民耕种的重要参考，万一历书印错，后果可想而知。唐代历书由钦天监逐年发布，结果，“官方正版”还未发布，盗版历书早已满天飞了。朝廷下令禁毁盗版历书、缉拿涉案人员。

唐僖宗时期，江东一带出现大量盗版历书，且错谬百出。当地人发现后向“有关部门”举报，而此时的官员却道：“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

因印刷术尚未普及，图书多为手抄本，无法成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几乎没有书店。而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活字印刷的应用，图书传播从手写时代成功步入印刷时代，图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再加上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二者相互激荡，促成了一个繁华的书业市场。而与此同时，盗版事业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大行其道。

与现代的“书卖得好不好，就看盗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气的“作家”，被盗版的现象就越严重。北宋“人气作家”苏轼便是被盗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为此，东坡先生颇为苦恼，他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版。”意思是，书商逐利，未经苏轼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发行，苏轼恨不得将雕版追缴来销毁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则为了对付盗版，干脆开了一间“民营出版社”，——自办书坊，刊印、发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书坊后来倒闭了。

苏轼与朱熹深受“盗版”所扰，而洪迈却因盗版书商“出版”的《容斋随笔》得到宋孝宗的夸赞，因此感激涕零，在《容斋随笔》序中道“书生遭遇，可谓至荣！”

不过，像洪迈这样“因盗版而得福”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在手抄时代，或许还有流传文明的价值，可到了印刷时代，盗版书弊远远大于利。“盗版书”的具体危害，不做赘述大家也都清清楚楚，其中一点便是盗版书质量低、错谬百出。时评 “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经集会通》有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

宋朝福建建阳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的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他们出的书，叫建本，又因为主要来自麻沙镇，所以又称麻沙本。麻沙本在中国书籍史上非常著名，以价格低廉、印数量大、无版权、高利润著称。直到晚晴还有人吐槽：“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真的是近视眼的诞生！

《容斋随笔》提及麻沙书坊

有趣的是，盗版的盛行加强了宋人的反盗版的“知识产权意识”。

清代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十八世纪出英国颁布的《安娜法令》被视作“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而我国宋代时也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只不过政府并没有专门订立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而已。

• 出版商：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牌记。

宋代图书市场的竞争，促使宋代的“出版商”产生了品牌意识——他们的产品上会添加一个属于自己的LOGO，这就是牌记。而这个牌记往往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声明等信息，就如同当今图书的版权页。如宋刻《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即如今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注：覆版、携镌、翻版均为古代盗版的说法。）

• 政府：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

宋代，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如印发书籍必须先向国子监申请许可。这大概就是我国出版单位设立实行审批制的雏形。据记载，朱熹的外祖父祝穆在编印《方舆胜览》时，曾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并得到了版权保护令——《方舆胜览》版权人如发现书房翻印盗版，即可向官府陈告，由政府出面“追认毁版”。

古代捍卫知识产权第一人：李渔

而只要谈到反盗版，李渔是不能不提的一个人——他是我国最早与侵权者作斗争、捍卫自己知识产权的文人。他是明末清初的斜杠才子，集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等桂冠于一身；他也是当时的“畅销作家”，著述颇丰，作品雅俗共赏，他的《笠翁十种曲》被清初戏剧界公认为“本朝第一”。但是他的才学并没有为他带来经济收益，而罪魁祸首便是盗版书。

作为当时的爆款，李渔的书出一部、火一部、紧接着就被盗版一部。和朱熹一样，李渔在南京开书店，自印自卖，可是只要他的书一面世，市面马上就会有盗版出现、并且流传速度极快、范围极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渔到官府告状，官府也很快下令禁绝，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盗版书商直接盗取李渔署名，“挂羊头卖狗肉”，摆明了想要榨取李渔“畅销作家”身上的所有利益。

见告状不起作用，李渔决定从其他地方下手：首先，他给每本书都印上自己精心设计雕刻的“芥子园”印章商标。另外，在新书醒目位置，题写维权宣言。在《闲情偶寄》中，他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以此来表示对侵权书商的谴责和维权的决心。

打盗版就如同游戏打地鼠，我们一直在反盗版、可盗版却一直存在。千年后，打地鼠的游戏还在继续。出版业发展至今，盗版之祸害已成痼疾，不仅盗版之势愈加猛烈，形式也更加多样，更有盗版书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但，与李渔的“单打独斗”不同的是，现在出版人在努力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出版单位联合抵制“盗版”，国家版权局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机构和相关部门大力配合，协同作战，不断加大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力度，持续保持对各类非法出版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在每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国家版权局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布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发布，全国各地集中销毁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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